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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三读 《她们》(BY周瓒)  

2008-08-09 00:00:00|  分类: 《她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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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
                                    ——[古希腊]赫拉克利特 
        第一遍读完《她们》,叹服任晓雯的结构能力。《她们》的人物繁多,情节枝蔓缠绕,而阅读下来却轻松、顺畅,丝毫没有重复和疲惫感。这得自作家从容、灵巧的结构意识,把不同人物的故事交叉串连,编织文理疏密有致。书名为“她们”,各章皆冠以一个女性的名字,细加辨析,其实女子名下属章的写法却各有变化,有正面刻画之,也有写他人以衬托之,或详备或简括,令人觉得是精心安排,却又有水到渠成,天然雕饰之感。譬如一件织物(如此女性化的比喻),线头不少,花色也多样,而任晓雯的勾连和编织手段却相当简练和明快。
        乐慧是小说家的同龄人,她的中学时代大概是任晓雯非常熟悉的,小说开始,我们被带进某南方都市的里弄,带进一个12岁至18岁之间的女孩的中学生活。被养父乐鹏程性侵犯,屡遭同学戏弄,初恋受挫,表面温和而骨子里却蕴藏着叛逆的巨大能量,乐慧在成为毒贩子毛头的女友之前的生活是黯淡的、失败的。和毛头相恋同居,是乐慧在这部小说里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她真正拥有了爱与被爱。但这段幸福很快幻灭,因毛头的性施虐倾向而恐惧的乐慧在和毛头长期禁欲的生活中按捺不住的出轨,使她因遭报复而失去了左眼。自此,她的生活开始不断地堕落,最终沦为街女。乐慧是“她们”中小说家着力最重的角色之一,另一个是张秀红(也即秀姨)。张秀红是外语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嫁给了大学新闻系教授金亮伟,她的性格虽称不上复杂,但柔中有刚,与乐慧一样有真纯秉性。她的生活毁于丈夫的不忠和妹妹(张美凤)的欺骗。从衣食无忧的阔太太变成“百合歌舞厅”的妈妈桑,张秀红(秀姨)的确经历了“两个世界”的轮回,俨然两种人生(无怪乎作家用了张秀红和秀姨两个名字冠以两章),这已是不适合用“堕落”一词形容。乐慧和张秀红自始至终保留着性格中的些许善良和真纯,而代价则是不断下坠的存在状态。与她们相比,钱爱娣(乐慧养母)、钱一男(爱娣之妹)、张美凤(张秀红之妹)、小苹果、董小洁的性格皆有缺陷,多多少少,她们在成长中被扭曲了部分天性。但在《她们》中,她们无一例外地是失败者或堕落者。这七位女性不容乐观、每况愈下的生活和精神形态,把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女性生存的一个截面,令人心惊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一幅女性生存的截面图,仿佛正以触目的色调宣告女性解放的“失败”。“五四”以降,至新中国以来,被现代政治和文化解放了的女性,或如钱爱娣那样度过愚昧而操劳的一生,或如乐慧、张秀红那样在感情挫败中一蹶不振;或如钱一男、董小洁那样被动而盲目,或如张美凤、小苹果那样自私冷酷。在这些女性身上,我尚未看到上升的精神力量,只深深体悟到那地狱的下沉的重力之感。然而,也正是在她们身上,那沉重的生存意志同时也在提示着抗争和希望,尽管我们不难发现,抗争和希望所依存的根基往往是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比如乐慧对谎言和欺骗的敏感,秀姨对乐慧遭受不幸的愧疚和努力补偿,芳芳即使被人保养时尚存的自尊等。任晓雯书写的这些女性没有流于性格的类型化,而是保持着人格里丰富复杂的种种情状。
        第一遍阅读《她们》时,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非常关注毛头的命运,这个毒贩子少年时嫉恶如仇,不甘于家庭穷困的命运,自己却干起了毒害他人的不法勾当。他对乐慧的爱情是占有式的却极其真诚,他甚至建议乐慧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实现儿时的理想。小说并未正面描写他的贩毒故事,但从他手下人对他的评价和他对乐慧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心狠手辣。虽然暴烈、凶狠,却引人同情和理解。相反,乐鹏程这个人物令我生厌,除了对死去的妻子钱爱娣的那份爱怜使他略嫌光明之外,他都乏善可陈,作为读者,我无法理解秀姨为什么最终投入他的怀抱。是秀姨的性格问题?是作家没有把乐鹏程的性格塑造得更令人信服?还是我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决定了我的阅读反应?第二遍阅读,促使我更深入地反思这一问题。
        乐鹏程和小说中的几位女主角一样,也是生活中的一种失败者,但和她们不同的是,因为是男性,乐鹏程的失败却没有一种下坠的沉重感。似乎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便是性欲得不到满足,由此,他对养女乐慧进行性侵犯而毫不知耻;当他开始找小姐时,便一发不可收拾,却还指责乐慧堕落;当他因恐惧染上性病而克制自己不去找小姐时,又开始追逐秀姨。这个猥琐又软弱的男人可以说在性欲挫败中依然能不断找到身心的安慰,而小说中完全身体化的女性,却总是一败涂地,抚慰是匮乏的,临时的,奢侈的。可以说,传统的性别格局决定了两性在新时代依旧的命运。
        “完全身体化的女性”意味着在小说中,食与色成了支配女性生活的全部内容。乐慧对吃的痴迷,在小说中多处得到淋漓的描绘。性欲是小说中几乎每个女性都摆脱不掉的内心症候,钱爱娣的性恐惧,钱一男的洁癖,乐慧和张秀红的忠贞与压抑,张美凤和小苹果的放荡,董小洁的性懵懂等等,“性”成了构造她们各自命运的最主要的动源。而在小说中的几个主要男性那里,无论是普通工人乐鹏程,还是毒贩子毛头,成功的大学教师兼商人金亮伟,或者炒股暴富的钱惜人,性皆是可以通过金钱而购买的商品,因此,对男性,道德问题变成了消费问题,而对女性,除了小苹果能成功地消费男色之外,其他人(即使是性工作者)则依然在道德观和命运感中沉沦。
        在进行第二遍阅读时,我无法不做这样的猜想:《她们》作者的文学抱负是非凡的。从小说叙事的角度看,如同张爱玲的《连环套》,通过人物交叉关系串连起的故事似可以一直写下去,乐慧的故事固然没有结束,小说中其他人物,包括那些仅仅出现在一两个场景中的次要但性格鲜明的人物,她/他们也另有故事可讲。因此,这部名为《她们》的小说似可以“无限地”写下去,写“他们”、“你们”和“我们”。换言之,小说的开放结构预示着故事或许有个开端,但没有终结,写作将构成巴尔扎克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的“人间喜剧”。把任晓雯的写作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由张爱玲、王安忆为主要代表上海女作家写作的脉络里考察似乎是自然的,但有趣的是,任晓雯的《她们》没有一处提及小说所描写的南方都市是上海,而且,乐慧们也与霓喜们(霓喜系张爱玲小说《连环套》中的主人公)、王琦瑶们(王琦瑶系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的主人公)不同,这不同既是人物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环境的,也是其精神心态和作家姿态的。可以看出,任晓雯有意识地模糊已经被现当代文学史符码化、消费化了的现代都市上海,有意识地把观照重点放在了近二十多年来变化着的中国城市背景中,这里出没的人物可以是在上海,但也可以是在无锡、广州、武汉或北京。因为这是一个变动的时代,中国的城市普遍处于共同的膨胀发展中,又共同被全球化意识形态所支配。作家的这种自觉也可以用她自己的话概括:
        《飞毯》和《乐鹏程二三事》写于2005年7月,它们是从长篇小说《她们》中独立出来的。……也许可以扯上“底层关怀”或者“‘文革’记忆”等时兴的批评术语,然而在这里,时代和地点不再重复,就像表述方式不再重要一样。我感兴趣的是人性在庞大的现实面前,是如何被压抑、改变乃至扭曲的——尤其是在这个看似盛世的无物之阵中。这也是《她们》自始至终关心的问题。[引自任晓雯小说集《飞毯》之《倒叙(跋)》,第31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这段引文既有助于读者了解到任晓雯是如何同时兴的写作潮流和趣味保持距离,也能够让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领会到她对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主题的承继与拓展。在《她们》这部有明确的时间线索却模糊了空间所在的长篇中,任晓雯塑造的那群女性无一不是这个商业时代和以个人成功为主流价值取向的当代社会的牺牲品,当作家让乐慧们一再遭受身体的创伤和心灵的折磨时,我们还是看到她们顽强而坚韧地生存着。乐慧先是被毛头弄瞎了左眼,后来又被一个嫖客刺破了肚腹,作为读者的我不由生出“为什么她该那么惨啊!”的悲愤,然而,虽然也一度试图自残和自杀的乐慧,最终依然坚韧地活下来,并保持着人性里尚未完全泯灭的真诚与爱的希望。正是从这坚韧和顽强里,我体味她们的伟大与平凡。
        《她们》是部好看且耐读的小说,第三次阅读时,我携书乘坐地铁,任意翻开一页都可以兴味盎然地读下去。部分地是因为对故事已然了解,又因小说结构的交叉串联特征,任意打开一页都可以不受影响地读下去。对于我来说,这一遍主要是专心玩味小说的语言和技巧。小说语言简练而流畅,刻画人物多采取白描手法。没有繁复的风景和场面描摹,没有人物心理的曲折探寻或潜意识的恣肆流露,但在关键处通过人物的动作和语言活画出性格和心理。《她们》简约却生动的语言风格可能得自任晓雯的诗歌写作天分。不错,我第一次接触晓雯的作品,时间大概是十年前吧,读到的正是她的诗歌。诗歌练习或许锤炼了她的感觉方式,那种打通各种感官的天眼,使她的修辞想象和表达准确而尖锐。第三次阅读,我读出了小说中令人心惊的多处照应。比如乐慧的母亲钱爱娣珍藏的她母亲钱赵氏留下的送子观音像就有一只眼睛被虫蛀了个洞,而钱爱娣的弟弟钱惜人在虐待小猫“大头”时也打爆了它的左眼,这似是冥冥中的巧合实乃作家的照应笔法。
        用一部长篇,任晓雯全面地显示了她在人物塑造、语言表达及小说叙事技巧方面的成熟。写实手法其实是相当考验作家功力的,而对人物性格的洞察又检阅作家的人生历练。从这一意义上,放弃攻读博士学位打算的复旦新闻系硕士毕业的任晓雯让我联想到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后者也曾在抉择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和文学写作之间犹豫过。也许,正是与阿特伍德相类的选择使得任晓雯能够计划另外的谋生手段,更广泛地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了解我们的时代,也使得“学院”和“知识分子”这两个词所烙有的文学趣味和思考方式偏离了她的视野。在我写作这篇书评时,刚好收到友人发来的日本现代诗人、评论家谷川雁的文章《存在的原点》。在这篇影响了一代日本作家和艺术家(代表者如纪录片导演小川申介以及剧作家樱井大造)的文字中,谷川雁模拟摩菲斯特回答浮士德的口吻,呼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向下走”,——
        “一级一级地走下去”之外,别无选择。实现飞跃不是靠主观意志。向下、向下,向根部、向根部,向没有花开的地方,向黯黑笼罩的地方。那里有万物的母亲,那里有存在的原点,那里有原动力。即使对于摩菲斯特来说,那里也是“异端之民”,那里也是“另一种地狱”。那里难于瞬时抵达。
《她们》之作者任晓雯正是在这一“向下走”的意义上努力“实现飞跃”。“向下走”不是题材意义上的写底层,体现知识分子的“底层关怀”,而是展示如巴塔耶所指的文学中“纯洁的恶”,那为了谋求独立自主地生存的人物所求助的“恶”。也正因此,我感受到自己在阅读《她们》过程中,对人物下坠状态的种种道德困惑和接受矛盾,难道不是我对任晓雯小说人物和主旨特征的萨特式解读在作怪么?
        20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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