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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  

2006-08-13 00:00:00|  分类: 看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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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连射杀德·雷纳尔夫人的章节开始之前,我不得不做了一个较长的阅读停顿。我是如此喜爱于连这个人物,因而为他的命运感到难过。
相比诞生于20年之后的《包法利夫人》,我们显然不能对《红与黑》的文笔和技巧,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福楼拜是更为典型的法国作家,他立志成为艺术家,不断修炼技巧,将小说作为艺术品来打磨。《包法利夫人》的每个句子都是圆熟的,每处玄关都是富于匠心的。而司汤达却把自己定位为“人类心灵的观察者”,有意识地把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描写降到最低。他选择词语、组织句子时,经常流于粗疏。然而,《红与黑》散发的激动人心的力量,使其在形式上的种种缺陷,变得不再重要。这种力量,我曾在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时感受到。
《红与黑》写于176年前。176年来,最先被时间冲刷掉的,是它笨重的政治外套,然后是那层叫作道德的薄纱。最后留下的,是文学的永恒内核——人性。很多杰作的遭遇,兆示着人性必然战胜道德,压倒政治。想想当下的一些评论家,喜欢挥舞道德批判的大兵器,真是让人无语。在文学中,没有道德不道德,只有深刻不深刻。如果他们缺乏鉴赏力和击中要害的评论能力,那稍微回顾一下文学史,总不算是很高的要求吧。
司汤达本人涉入政治,《红与黑》中充斥政治话题,但它显然比《1984》之流高出了不知多少段位。在《红与黑》中,作者不止一处自己跳出来,说几段游离情节的话,这些话,不妨看作是司汤达认为必须要做的解释。其中一处,他这样写道:
“‘政治’,作者回答,‘是拴在文学脖子上的一块石头,用不到半年就会把它淹死。政治在趣味无穷的想象中间,就象音乐会中间的一下枪声。这响声刺耳朵,却没有力量。它和任何乐器的声音都不协调。这种政治会无可挽回地冒犯一半的读者,而使其余的一半读者感到乏味,因为他们在早上的报纸里已经看到过那种相比之下要专门得多,有力得多的政治……”
投身政治的司汤达,如此富有洞见地摆正了政治在文学中的位置。而奥威尔呢,显然不是想让我们欣赏音乐会,而是把我们带到了毫无美感的枪站现场! 
无论政治还是战争,作为作家的个人财富,它们在写作中起的终极作用,是深化作家对人性的认识。这是写作中,唯一不能借助二手资料还原的东西。
政治是人的政治,人在根本上没有改变,因而政治在根本上也没有改变。这一出政治,并不比那一出更高明,这一场战争,也并不比那一场更仁慈。文学最终指向的,是某种具有抽象意味的普遍性。作家应该是人道主义者,却不应该——至少在写作时,不应该是个政治家。对于人性的悲悯,作为一种终极的、宗教性的品质,远远高于一切政治立场。因为所有的立场都是狭隘的,不得不依托于暂时的情境的。
那么,既然政治是一块石头,司汤达为什么非要拴上这块石头呢?他在插语中继续解释——
“‘如果您的人物不谈政治,’出版者又说,‘就不再是一八三零年的法国人,您的书也就不象您指亡那样是一面镜子了……’”
《红与黑》第十三章正文之前的引语是:“小说,这是一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既然是镜子,那在摄入人物的同时,必然摄入人物的背景,而司汤达提醒读者:注意了,它们仅仅是背景!
他不惜破坏作品美感,切断小说叙述,用扩号的形式,生硬地将作者本人的解释塞进去。我想这是因为他不愿意看见自己被误会吧,或者说,他对他极有可能遭受的诟病与误读有了先见之明,因此宁愿把话说在前头。我们可以看见,文中有两处作者现身,一处是上述对政治的解释,另一处则关于道德——他预感到他冒犯了同时代的道德,因此预先做出辩解。
《红与黑》在勾勒社会背景时纵横捭阖,但在司汤达眼里,描写一个花园里发生的爱情,远比描写一场浩浩荡荡的政治运动来得重要。因此,《红与黑》最终还是一本“心理小说”。于连与他两位性格迥异的情妇的爱情,是多么微妙而富有层次。《红与黑》的杰出,不是因为写了一个时代(如小说副标题所说的“一八三零年纪事”),而是因为写了一个人。我喜欢于连,喜欢他高尚而卑微的性格。我们中的谁,能说他内心没有一个于连呢?政治过时了,历史褪色了,道德被摧毁了,只有人,人性的力量,最终光芒四射。
左拉责备司汤达没有表现出《红与黑》主人公生活的那个世界。恰恰相反,我认为一些毫无必要的背景铺张,反而损害了小说。在我眼中,《罪与罚》略胜《红与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者的情节与人物关系更单纯,使得陀斯妥耶夫斯基能够集中笔墨,进入灵魂的更深处。除此之外,陀氏具有更强烈的宗教感,因此能够托举起人性中卑微的那个部分。
《红与黑》、《罪与罚》,两个书名选择了相同的构词法:将一对矛盾并列起来。直至现在,“红”与“黑”究竟各自象征什么,还是众说纷纭。但我想,这两个书名,也许侧面地体现了作品的一点要义:矛盾产生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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