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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笔记薄

具备常识,独立思考

 
 
 

日志

 
 

宇文所安  

2006-07-15 00:00:00|  分类: 看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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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被台风擦了一下。入夜,就着窗前风,翻几页宇文所安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竟然读进去。
此书副标题“中唐文学文化论集”,一般看“论集”,都得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和迂回深奥的大词搏斗。而宇文所安的作品,是能倚着躺着,以任何惬意的姿势品读的。
理论强盛的人,容易把文学批评作成文化乃至意识形态批评——庞大的武器需要庞大的挥舞空间,而文学太小了,有时仅仅关乎一草一木一人。理论弱些的,很可能有了武器也使不来,最近看到韩少功的一句话:“有些批评家学了一点批评的方法,如同手里有了一把枪。他再去找靶子,找他够得着的靶子,够得着打一下,够不着就不打了。”虽是有所指,确也打击了一大片。
总之,自从我彻底“文学”后,就渐渐反理论起来。很多文学理论,就是大家对着一块肉,在旁边各练各刀法,其目的不是为了切肉,而是为了让观众看到,自己的路数如何好看、如何有难度。路数好看挺重要,但切开那块肉,才是最最根本的。纵观切肉史,无非是一种切法太普遍了,有厨师觉得这么切下去没太大出息,于是开创另一种,慢慢发展,出现集大成者,然后又普遍,又开创,如此反复。
宇文所安是一个切工精湛的好厨师,始终关注最根本的东西——文学本身及文学中的人,充分实践了“文学是人学”这样听起来俗不可耐其实非常具有真理性的原则。《追忆》的中译者认为:宇文所安的“看法多半是基于个人的感受”。说宇文所安没有招数恐怕太不用大脑。无招胜有招,也是境界一种。
不为招数所束缚,使得宇文所安具有了理论家难得的从容优雅,阅读其作品获得的审美与思辩的双重愉悦,以前只有本雅明给予过。当然,这种印象是通过译文获得的。感谢译者。
优雅,也是一种文如其名的感觉。宇文是鲜卑族酋长的姓氏,东晋时进据中原,便以宇文为姓。一个外国人取中国名字,选择了异族姓氏,不禁有疏离之美。同样的,本雅明的名字也译得好,比另一译法“本杰明”好。就让进行雷电实验的科学家叫“本杰明”吧。
除了优雅,宇文所安另有特色,即沉静。在文学理论越来越关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时候,宇文所安却往回走,借用他的书名,就是“追忆”。在对往昔文字的诠释中,古人复活了,时光在“追忆”中得以重现。

宇文所安不仅分析文本,更分析写作文本的人。他把玩作者行文的意图,而此意图与文本凸现的意义之间的错位,形成了对人性的意味深长的回味。宇文所安坚信,“在写作的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落入关系、区别和欲求之中。”(《为了被回忆》)
《骨骸》一篇,梳理了王阳明的《瘗旅文》,从这个哲学大师自认的善举(埋葬三名陌路死者)中,剥离出写作者“化为感情的自私”:王阳明迫不及待地想把死者拉入同活人(他本人)的关系之中。他向死者介绍自己,控诉了死者对活人的亏欠,还给死者歌唱,许诺会有人与他做伴,并且向死者谈及了自己的死亡。最后,王阳明将对死者的交谈和歌唱统统写下来,告诉了我们。“他想借这篇文章把我们拉进来,同他建立一种关系。”
在张岱为自己《陶庵梦忆》所作的序中,写作者对自己的写作目的进行了省视,自认是为了得到快乐而写作,而这快乐又带有梦一般的虚幻感。张岱为此做出种种诠释,宇文所安却尖锐地指出:他的解释“与其中涉及到的事所拥有的令人困惑的分量相比,是软弱无力的……他(张岱)在回忆和写作中追求另一种不朽。”(《为了被回忆》)
“对他(张岱)来说,任何东西都有双重性,在双重性之上又有双重性:内在世界同外在世界分开,心灵的生活同肉体分开;动机同行为分开,它只有通过它所有的相互矛盾的、纷繁多样的表现才能体现出来;过去同现在分开,痛苦的现实同痛苦的梦分开。”宇文所安正是揭示了另一面,使得这些文本在多年之后,突然以生动的面目复活了。
又如《回忆的引诱》一篇,细读李清照为其丈夫《金石录》所写的后序,宇文所安认为“这篇《后序》……刻下了她的怀疑,怀疑做这样的事(其夫赵德父整理保存那些渴望不朽的铭文)是否值得,怀疑这样做是否真能达到传诸后世的目的,这是一份遗嘱,其中交织着悲苦和情爱。”随着对《后序》的细读,李清照的一生展开了。读者仿佛在观看这对夫妇的生活场景,而宇文所安以沉静的语调,同期声地剖析着女词人的内心。比如,殷实的李清照为何一再提到自己的节俭?“节俭的话题反复出现是出于对命运循环的恐惧,财富预示潦倒,积聚是散失的先声。”又比如,宇文所安敏锐地发现了李清照在文中所用的人称代词的变化:“在描写他们的初婚生活时,都是把她同赵德父合在一起写而省去人称代词的……随着书库的建成,人称的问题就变得敏感了,省略它们既是用来掩饰,也是用来记载家庭矛盾。”赵德父至死仍为物所困,而李清照却终于“认识到她自己的爱而不舍为她留下的伤疤,认识到推动那些狂热的爱而不舍的人们去做他门非做不可的事的那种共有的冲动,在她身上也发挥过作用。”至此,对文本的剖析,连同文本一起,都上升到了超越私人生活的高度。
这样溢出作品本身的思考,在宇文所安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宇文所安认为,溢余(surplus,即机智witty),源于诗人自己。诠释的溢余属于诗人,“诗人择取价值微末的原材料,对它进行诗意加工,把它打造为较原来价值更高的成品;而添加上去的价值溢余,属于诗人。这是一种确认所有权、标志某物为己有的方式。”与此对应的,宇文所安的“诠释的溢余”,也是属于他自己的,他选择了那些小型的、往往被忽略的作品,对其进行思辩加工,从而添加了价值溢余。这何尝不是一种对文本的占有方式呢。
宇文所安对于那些小诗小文的诠释,往往直指宏大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仍是“人”——处于写作之内、或者之外的人。
比如,人是如何通过写作,与自然风景发生关系的——回忆者用诗、词、文,将自己的回忆行为定格,通过诗词的不朽,使自己在被他所吟诵的自然风景中占有一席之地。 “大自然变成了百衲衣,联缀在一起的每一块碎片,都是古人为了让后人回忆自己而划去的地盘。”(《黍稷与石碑:回忆者与被回忆者》)
人是如何通过写作,确立与他人的关系的——“有了身份,有了在我们世界中的‘位置’,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骨骸》)
写作究竟如何表达人的内心——“作家们复现他们自己。……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看一个作家是否伟大,在某种程度上要以这样的对抗力来衡量,这种对抗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想要逃脱以得到某种新东西的抗争,同那种死死缠住作家不放、想要复现的冲动之间的对抗。”(《复现:闲情记趣》)

宇文所安另有《初唐诗》、《盛唐诗》、《晚唐诗》、《迷楼》等作品,未能读到,就已读的两部,《追忆》主要关于写作与记忆,《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的相当篇幅关于写作与占有。前者是写作与时间的关系,后者则是写作与空间的关系。
写作者占有风格——“这种风格之所以有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打破传统,并打上了作家个体身份及其真情实感的烙印,而这样的风格可以为他人所袭用。当它为人所袭用,它就将永远被视为‘韩愈体’。这种体‘属于’韩愈,而正因为有了得到充分发展的占有和归属感,才谈得上借鉴、继承和剽窃。”(《特性与独占》)
写作者占有一个地方或一件物品——“诗人可以通过一个地方进行不同凡响的描述来‘占据’这个地方。”(同上)
在《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宇文所安反复提到一个概念,即私人空间/私人生活/私人天地。“我所谓的‘私人天地’,是指一系列物、经验以及活动,它们属于一个独立于社会天地的主体,无论那个社会天地是国家还是家庭。”(《机智与私人生活》)这大概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一词吧。中唐的诗人,往往喜欢小的东西,小的池塘,小的土丘,小的个人乐趣比如吃笋。而对这些“小东西”的诠释,也多是个人化的。写作从公共领域退回来,使得很多理论话语无所适从。因此,只有少数有能力通过“窄门”的人,才能真正深入文学的内部。
中唐诗人诠释生活中的“小”,而宇文所安,则诠释中唐诗人那些“小”的诠释行为。“在这里,诠释可以打造出一个小天地,而不仅仅是对强大的外界力量做出回应。在中唐,我们看到文学诠释行为和私人生活之间的默契同谋关系在不断加强:构筑园林,营造微型世界,改善家居生活。”(《诠释》)宇文所安正是用高倍放大镜,将文学微型世界中的曲折通幽呈现出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在我看来,“小”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当文学以骇人听闻的面目出现时,那往往是被意识形态注入了膨大剂。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有两篇论述浪漫传奇的文章,《浪漫传奇》和《<莺莺传>:抵牾的诠释》,其中若干观点颇有意思。
宇文所安说的散文化叙事与诗歌的区别,也可视为小说与诗歌的区别:“散文化叙述常常可以对人的所作所为进行复杂而精细的描述;而诗歌虽然自有许多优点,却将这些复杂之处抹平。” (《<莺莺传>:抵牾的诠释》)
他还认为诗与小说有一种区别:“诗人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受到保护的、私人的、家庭的空间,就在于他确认它微小而多余。浪漫传奇则试图将一个更为严肃的领域划为私人空间,因此,它与社会整体的重要利益就会发生冲突。这时,空间的界线往往就会被打破,外边的世界侵入并影响到传奇的主人公。”(《浪漫传奇》)这也是小说与其他很多艺术形式,比如音乐、绘画的区别之处。它能够用来解释,为什么如西利尔·康诺利在《现代主义运动》一文中所言:“整个说来,小说家都不是先锋派,基本上是依靠传统手法写作的,即使他们在观点上受到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小说很难做到“为艺术而艺术”,它更像一种游走在艺术与社会整体之间的东西。小说涉及更多的人,而一旦着手处理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外边的世界”就侵入了。除非把小说写成独角戏或者双簧,事实证明,这是无法被继承发扬的支流。“反小说”有时显得更像是“伪小说”。如果沃尔弗仅仅只有意识流的形式技巧,她可能就沦为比罗伯-格里耶更糟的伪善者。
宇文所安另有一句“小说再现的不是社会现实,它再现的是一个社会所关心的问题”,则可被视为针对了另一极端。当然,这句话的言简意赅,很难摆平当下喋喋不休的争论。打住。

另外,宇文所安让我重新发现了《莺莺传》。小时候知道这个故事,总是被灌输:该故事反映了莺莺冲破封建枷锁,追求恋爱自由的精神。长大了看戏剧,这种大众化的表现形式,又将这个故事简化成阿姨大婶们看得懂的才子佳人。这些先入为主,让我产生了“无非如此”的错觉。
直至读了宇文所安的文章,才知道,元稹的原著居然那么有意思。咱们古人也是玩暧昧的高手,并非总是粗暴地加一个价值判断帽子(甚至连《金瓶梅》这样的作品,前面在津津有味地描写西门庆如何搞女人,后面还是要不安地来上几句荒淫无度,必有恶报之类的)。宇文所安认为,《莺莺传》所呈现的歧义与碰撞的美感,是因为这个故事中同时存在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同时却又破解它们”。这种几乎超越于整个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传统的先进性,也让宇文所安提出了一种假设:也许张生就是元稹本人,存在对立价值观可能是因为“如果一个人过分努力用一种诠释压倒所有其他诠释,反而会使那些他不愿别人想到的因素变得更加有力和突出。”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假设:如果张生不是元稹(即,《莺莺传》是一部纯粹的小说),那么作者在某些方面,是“当得起与福楼拜并肩齐立”的。在于我,宁愿相信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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